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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1978年来首次负增长:今年如何让老百姓愿意多花钱?

[2021-02-19 13:45:02] 编辑:财经智慧 点击量: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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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师研报,权威,专业,及时,全面,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原标题:中国消费1978年来首次负增长,今年如何让老百姓愿意多花钱?文|滕泰朱长征2020年,受新冠疫情和多重复杂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全年少增约1.7万亿元。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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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消费1978年来首次负增长,今年如何让老百姓愿意多花钱?

文|滕泰 朱长征

2020年,受新冠疫情和多重复杂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全年少增约1.7万亿元。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的同时,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提高——2020年中国住户储蓄比2019年同比多增1.6万亿元。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消费倾向下降的双重打击下,2020年全年最终消费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

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之前某些学者关于消费会随着疫情受控和社会秩序恢复而自然复苏的愿望在2020年二、三、四季度一次次被低于预期的数据打破。疫情只不过是消费下滑的诱发因素,疫情所引发的居民收入增速严重放缓、消费倾向继续下降等深层次问题,才是事关2021年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甚至事关整个“十四五”期间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问题。

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趋势上加速下滑

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2020年疫情期间居民经营性收入受影响最严重,其中,以中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受影响为甚。在工资性收入受影响的人群中,非全职人员及城市流动人口等是最直接的影响群体。

虽然从统计数据看,2020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高于预期目标,年末调查失业率也只有5.2%,与上年同期持平,但疫情时期调查失业率统计数据或存在一定程度偏差,实际失业、隐形失业人数应大于统计数据。另外,由于企业倒闭、歇业、裁员或减薪等各类情况,表面上工作岗位仍在但实际收入减少的现象也不容忽视。

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中心2020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年收入3万元以下和3万-5万元的低收入家庭,预期消费减少幅度最大,表明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5月份的调查还显示,受访家庭成员反映有26.4%的企业减少了雇佣,15.5%的企业降低了薪酬。

受上述因素影响,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放缓到2.1%。从绝对数值上看,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若与前两年的名义增速均值相比较,去年居民收入整体少增约1.7万亿元。

中国消费1978年来首次负增长:今年如何让老百姓愿意多花钱?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列为2021年的重要任务之一,且明确提出要调节储蓄、消费、投资的比例。可以预见,适当降低储蓄倾向,扭转居民消费倾向的长期下行趋势,也是2021年乃至“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

如何缓解对居民消费的双重打击

收入少增1.7万亿元,而住户储蓄多增1.6万亿元,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和居民消费倾向下行,不仅对2020年的消费构成双重打击,而且是制约中国消费长期增长的两个直接原因。

消费增速放缓,既有疫情严重冲击、纾困政策力度不足等短期原因,也有近几年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倾向持续下滑,以及体制上和宏观政策决策上长期偏重投资等中长期因素。

比如,去年疫情暴发后我们也出台了各类政策帮助企业和居民,相比欧美等国,中国在供给端恢复和刺激投资上体现了制度优势,且动辄以数万亿的专项债来稳投资,但是对居民的现金补贴、消费补贴力度却远低于其他国家。有学者测算,以现金补贴口径计算,中国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不到GDP的0.5%,而发达国家或OECD国家通常达到GDP的几个百分点,从比例上看相差有十倍之大。

面对疫情冲击,我们在疫情管控优势下恢复了供给面,决策惯性则使投资增速迅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但需求的恢复、消费的复苏却低于预期;对比一些疫情更为严重的发达国家,财政救助和刺激计划直接面向特定居民、社区,发放各类现金补贴或提供免租减负等救助措施,其需求恢复速度较快、消费增速6月以来陆续恢复增长,但是供给面的恢复和投资的复苏远不如中国。

因此,也许对欧美等国家的经济恢复而言,重点应该是控制疫情、恢复供给、促进投资,而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畅通国内大循环而言,关键问题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提振消费的政策选择有很多,但根本上都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扭转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二是扭转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行的趋势。

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根本上一是扩大就业,二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关键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019年1月给出的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测算标准:家庭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为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每人每月收入在2777.8元-13888.9元之间,就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照此标准计算,2017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30%。假设到2035年前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重达到50%,即从当前的4亿人增加到7亿人,需要每年平均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人群。达到上述目标,除了实行就业优先政策,确保每年可新增就业1000万以上之外,还应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克服对股市上涨的恐惧,优胜劣汰,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繁荣资本市场,以此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加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国企股权划拨社保;增强社会保障的托底作用,并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补贴力度等。

在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方面,既可以采用传统的家电下乡、购车补贴等刺激消费政策,一定程度提高居民对传统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倾向,更要重视新需求的创造和培育。居民对传统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必然逐渐降低,而对新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对新产品开发的支持、对新消费场景的培育和创新引领新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创造新需求,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倾向。

最后,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原理出发,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后,全球各国、中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是不符合社会平均利润率变化的客观规律的,也是过去一年来人民币不断被动升值的主要原因。2021年,货币决策部门应该正视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的现实,正视高利率提高居民储蓄倾向、降低消费倾向的现实,尽快相应调低存贷款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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